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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當代轉型

      來源:《思想戰線》2019年第2期2019-08-15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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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紅兵,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曉春

      摘 要: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也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如傳統生態哲學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帶有直觀籠統特點,缺乏嚴格的科學分析與論證。偏重于關注自然造化整體的價值,而忽略個體事物的價值。注重主體生態德性修養,忽視對現實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生態民俗是適應傳統農林牧漁業生產生活及環境保護要求,建立在傳統生產經驗基礎上,在面對當代工業生產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上存在自身的時代局限;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生態民俗被視作迷信被摒棄,客觀上也限制了其在當代社會積極作用的發揮;要實現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當代轉型,發揮其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一是要結合古典文獻、民間專家訪談、實地調查等多種方式搜集整理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資源;二是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研究,既應從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現實需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又要充分考察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自身的立場、觀點、思維方式;三是應注重從當代生態科學理論與方法出發,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科學研究;四是應注重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改造與升華,注重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中植入生態科學成果,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基礎上,創新生態生產模式及生態民俗。

      關鍵詞: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生態哲學;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生態民俗

      學術界一般將傳統思想文化理解為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傳統儒道佛思想文化。實際上,傳統思想文化還應包括傳統社會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以及傳統民俗文化兩個層面。這三個層面中,民俗文化是基石,是先于社會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形成的,而儒道佛哲學層面的許多內容則是社會政治法律思想進一步升華的產物。本文所說的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是由這三個層面構成的統一整體。學術界有將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區分為“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觀點:“人類學與社會學界將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傳統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文化典籍中所表現的、社會上層和知識精英所奉行的文化傳統,稱為‘大傳統’;另一類是在社會下層流行的、為廣大普通民眾所奉行的文化傳統,稱為‘小傳統’。” 大體而言,儒道佛哲學思想、傳統社會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屬于“大傳統”,傳統民俗文化屬于“小傳統”。

      學術界關于儒道佛生態哲學、生態倫理,以及各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內涵論述頗多,但關于如何克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發揮其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現實作用的研究成果很少。在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成果中,馮雷《現代生態運動中東方傳統思想的價值與局限——龜山純生輪日本佛教生態思想的現代意義》介紹了日本學者龜山純生關于如何看待東方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現代生態運動中的作用與價值的思想;賴章盛《論“小傳統”——民間生態文化的傳承、改造與提升》將民間生態文化在當代的傳承、改造與提升作為論文主題。其他相關成果多是在研究傳統農牧業生產、傳統生態民俗、民族生態文化主題時,附帶論述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當代轉型,相關研究不夠深入系統。

      本文擬在簡要闡述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局限基礎上,對如何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現實作用做進一步探討。

      一、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

      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主要是在我國傳統農業社會形成的,其思想、制度、民俗是因應農業生產生活需要產生的。其思想觀念也主要是對農業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其關于自與自然萬物及其內在關聯的認識有待于現代生態科學的充實和完善;其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制定、民風民俗的形成主要是應對傳統農業社會生產生活需要,在今天已難以妥善解決現代化生產生活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從解決當代社會現實生態環境問題出發,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勢必暴露出自身固有局限。本部分,我們將從傳統生態哲學、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生態民俗三方面分別論述其局限。

      (一)傳統生態哲學的局限

      關于傳統生態哲學的局限,我們主要從傳統生態世界觀、生態價值觀、生態德性論三方面分別論述:

      其一,傳統生態哲學在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上偏重于整體的直觀,往往缺乏嚴格的科學分析與論證。如道家雖然肯定自然界是一個有機整體,肯定人與自然萬物均是自然造化的產物,肯定自然界本身具有自協調的能力和智慧,但對于自然造化產生生命的內在機制停留在陰陽、五行的籠統把握上,缺乏具體的、科學的認識。又如《華嚴經》的因陀羅網喻,以及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論雖然肯定現象世界事物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涵攝、相互映照的復雜關聯,但是在佛教那里,這只是個體生命的精神體驗,并不能闡釋復雜生態系統動態的自組織演化機制及過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卡利科特認為古代生態整體論世界觀根本不能像今天量子力學和生態學那樣,解釋自然整體內部的復雜深刻的有機聯系,而只是一種直觀思維的表象。

      其二,傳統生態思想主要關注的是自然造化整體的價值,往往將個體事物的存在價值消融在整體的存在價值當中。如道家思想的主導傾向是“以人合天”,強調自然造化整體過程對人與萬物的主導作用;儒家雖然肯定人自身的主體性價值,但其突出的主體價值,主要是“贊天地之化育”,即實現自然造化整體的價值,以及人與萬物價值的共同實現,同樣是將自然整體的價值置于個體價值之上;佛教更強調個體與現象事物的虛假性,從存在的關系性、過程性、整體性的角度否定現實人生的存在意義。這與在西方現代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生態價值論有本質的不同,當代生態哲學不僅肯定生態系統整體的價值,而且肯定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

      其三,傳統生態哲學主要從個體的德性修養實踐闡釋生態思想,往往忽視對現實的生態環境問題及其現實解決途徑的關注。其心目中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往往是一種德性修養的境界,如儒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是人接納、關愛天地萬物的道德境界;佛教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光凈土等是一種彼岸的精神境界。在生態實踐方面,傳統生態思想往往強調的是個體自身的德性修養如對自然生命的仁愛之心對于協調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意義。由于偏重于關注主體自身的德性修養,對于現實的生態環境問題往往缺乏應有的關注。在這方面,道家和佛教體現得更為明顯。如道家從道的立場闡釋人與萬物的平等性,佛教從真如佛性的角度闡釋人與萬物的平等價值,關注的首先是個體自身內在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為,并沒有將為人之外的自然萬物爭取現實的生存權利、改善其生存狀態作為現實的事業追求,這客觀上必然會限制其影響社會的力度和范圍。

      (二)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

      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是適應古代社會農林牧漁業生產和現實環境保護的需要,建立在農林牧漁業生產經驗基礎上的。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也與這兩方面有關。

      其一,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是適應古代社會農林牧漁業生產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形成的,古代社會并不存在現代工業化生產帶來的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必然有其時代局限。如傳統農林牧漁業生產與動植物生長的季節性規律相關,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關注的主要是按照動植物生長季節“以時禁發”,關注的是對動植物資源利用的“取之有節”,以保證對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唐宋以后,適應農牧業生產需要,相關政治法律制度加強了對牛馬等畜力的法律保護。而古代社會不存在今天工業生產導致的廢氣、廢水、廢渣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污染,及對人們生存環境的威脅,當然不會制定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同時,古代社會在山林保護方面,鼓勵植樹造林,但一般是在住宅周圍或村莊附近;古代社會也有有關太廟、宮室、陵園等林木保護的法律,但其主要目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這些與今天從恢復生態環境出發,進行封山育林、建立自然保護區還是有本質的不同。

      其二,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是建立在農林牧漁業生產經驗基礎上的,這與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對生態系統規律的科學認識還是有本質的不同。應該肯定,傳統農林牧漁業生產經驗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其科學性。但其局限是不能從現代科學的角度揭示其內在機理,因而不易舉一反三,進而在此基礎上制定適應不同領域、不同地域環境的政治法律制度。又如現代工業生產是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如何制定適應當前工業文明時代的生態環保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研究生態系統演化機理及規律,研究人的生產生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特別是研究工業生產對環境系統的影響,研究如何減少工業生產對環境的污染,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環保法規。此外,傳統生態治理注重以禮義治理天下,存在一些與生態環保相關的祭祀儀式,這些儀式對于培養人們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具有積極意義,但卻與現代科學理性精神不相適應,也要求適應時代文化精神進行改進。

      (三)傳統生態民俗的局限

      傳統生態民俗是在古代農林牧漁業生產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同時還蘊含有古代社會因不能掌握自然規律而形成的對自然的敬畏心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的局限。

      其一,傳統生態民俗是古代農林牧漁業生產經驗的總結,人們對于傳統生產民俗的成功經驗,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對其內在機理缺乏科學的研究和認識。如桑基魚塘模式本身蘊涵豐富的科學內涵,但是如果不了解其內在機理,不加分析地運用到今天其他領域或其他地域環境,就不一定行得通。只有從生態科學角度弄清楚桑基魚塘模式中養魚與養蠶,魚、菱、藕混養或各種魚類混養之間的循環結構,了解物種間的形態關系、生育期關系等機制,才能擺脫經驗束縛,舉一反三,建構適應不同環境的果基魚塘、花基魚塘、菜基魚塘等模式。

      其二,傳統生態民俗是建立在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其生產目標旨在滿足人們的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維護人與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和諧,因此,其生產目標、生產方式、生產規模、生產效率等已不能滿足現代社會人們日益增長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如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刀耕火種的生產民俗僅適應于人口密度低的生存環境,而在人口密度高的現代社會,這種生產方式不僅不能適應現代生產的需要,而且本身對生態環境具有破壞作用。又如佛教放生民俗在古代社會能起到保護生命、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但在人們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今天,佛教信眾放生行為反而會助長不法商販為謀取私利,在佛教節日前大肆捕獲、收購、販賣放生動物,給更多的動物帶來劫難;同時,由于現代社會交通發達,放生動物往往來自其他生態環境,如果佛教信眾缺乏充分的生態知識,將來自其他生態環境的動物放生到當地,還會給當地物種、生態環境帶來災難。

      其三,由于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對于自然運化過程、規律的認識有限,因而不少生態民俗帶有不科學、迷信的成分。如民間崇拜儀式中的神靈觀念、民間禁忌中不科學的說法等等。如維吾爾族諺語“折斷幼苗的人會夭折”“往水里撒屎嘴臉長膿包”“誰抓了羽毛未豐的小鳥,誰的手就會顫抖”“偷取或打碎鳥蛋、破壞鳥巢的人臉上會長雀斑”……應該說,這些民俗禁忌對于保護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這些說法并不科學,帶有恐嚇的成分,在現代化的今天當然很難讓人信服。

      其四,傳統生態民俗在古代社會環境保護中曾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傳統民俗被當作封建迷信破除殆盡,在開展現代化生產過程中,許多與當地生態環境相耦合的生態生產方式被替代。如藏地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觀念、習俗,如季節性輪牧、出家習俗、以牛羊分為燃料等等,即是千百年來藏民生活智慧的結晶,本身具有可持續發展特征。為了追求一時的經濟利益,替換傳統生產方式,往往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如20世紀50年代,青海省政府提出將牧區草原“建設成重要的糧食基地”,改變傳統以牧為主、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柴達木盆地1956年至1959年開墾180萬畝,青海湖盆地開墾13000公頃土地,后來廢棄了10000多公頃。盲目的開墾給高寒草原帶來毀滅性破壞。 改革開放以來,傳統民俗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傳統民俗的恢復很大程度上不是看到它們與當地生態環境的協調,而是服務于市場經濟的需要,許多地方傳統民俗的恢復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是作為旅游資源被開發,而不是恢復、研究、發揮傳統民俗在生態環保中的積極作用。傳統民俗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遭遇,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被消解、被異化,必然束縛傳統生態民俗在當代社會積極作用的發揮。

      二、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當代轉型

      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轉型,本質上即是適應當前現實需要,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揀選,克服其局限,吸收其中合理要素,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駱世明將傳統農業實踐方法的當代轉型分為五個步驟:廣泛收集傳統農業實踐方法→對這些方法進行有效性的嚴格篩選→對其內在機理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對傳統方法推廣進行系統的適應性研究→在以上基礎上,對傳統方法進行科學改進和廣泛應用。 楊開華從三方面論述如何推動彝族傳統環境法律文化現代化:一是要加強對彝族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科學甄別彝族傳統環境法律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和科學內容,對彝族傳統環境法律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加以積極利用;二是要對彝族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進行積極改造,使其符合現代環境保護的要求;三是要促進現代環境法律與彝族宗教信仰的融合,將現代環境保護內容融入彝族的宗教信仰之中。 他們的這些論述,對于我們探討如何實現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當代轉型,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具有借鑒意義。以下我們試從四方面具體論述。

      (一)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搜集

      要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是前提。這需要我們結合古典文獻、民間專家訪談、實地調查等多種方式進行。

      其一,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學術界已從哲學、政治、法律、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對古典文獻進行了多學科、多層面的研究。但是,從生態文明建設視域對古典文獻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要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要求我們從生態環境建設的現實需求出發,從當代生態哲學、生態倫理關注的理論主題出發,對古典文獻進行重新詮釋,從中發現最能體現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特質的材料,找到對當代生態環境建設最具借鑒意義的思想資源。同時,還要求我們在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拓展古典文獻關注范圍,如哲學方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出土的文獻《馬王堆帛書》《郭店楚墓竹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如《中國古農書考》中分析有三百多種農書;此外,學術界對生態民俗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地方志、家訓、鄉規民約、《荊楚歲時考》《夢梁錄》等民俗志書,是我們搜集整理生態民俗的重要資料來源。

      其二,民間專家訪談是我們搜集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傳統生態民俗資料的重要來源。民俗較少通過可見的文獻資料形式流傳,而往往通過現實生活中的口傳身教、生活范型、功能模擬等方式傳承。相關民俗專家則是民俗傳承的重要載體。因此,民間專家訪談在搜集傳統生態生產生活方式、生態民俗資料方面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民俗在現代社會正在日益走向衰亡,要研究、繼承、發揮其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更應意識到及時搜集整理這方面資料的重要性、迫切性。具體而言,應重視深入交通不便、偏遠不發達地區如云南山區、大別山區、粵北深山區、海南五指山區等,趁懂得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民俗的老人尚健在的時機,及時采訪相關民俗專家,搶救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傳統生態民俗的第一手資料。

      其三,實地調查是我們考察當地生態環境性質特征,考察當地生產生活方式具體情狀,兩者之間的耦合關系的重要方式。一般情況下,民間專家較關注具體的生產生活經驗,往往忽視與此生產生活經驗相關的環境條件和景觀狀況如植被、品種、土壤、地形、地貌、氣候、交通等方面信息。因此,要考察當地傳統生計方式形成的條件,實地考察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非常必要。

      (二)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研究視域

      學術界關于如何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存在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應從現代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發現、甄別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合理要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日本學者龜山純生從生態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認為應將傳統生態思想放在歷史中考察,認為傳統生態思想是其歷史時代的產物,其所以沒有成為現代主流意識,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和歷史必然性。對傳統生態思想研究,應從當前社會環境出發,考察東方傳統思想對于現代環境問題的理論探討能夠提供哪些具有啟發性的新論點,在建設現代民眾的環境意識方面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有的學者則反對單純以現代性標準審視、闡釋、取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認為中國的天人合一、陰陽相濟就是當代西方在反省中所重視和想要重建的生態思想,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自身的特點,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應以契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和語境進行研究。 筆者認為,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一是應從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出發,而不是從現代工業文明的思想、立場出發;二是應充分考察傳統生態思想自身的立場、觀點、思維方式,充分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不同方面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如要發揮佛教主體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對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的研究,就應當從佛教自身的價值追求、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出發,肯定佛教自身的精神追求、思想觀念、德性修養實踐等,對于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而不是無視傳統思想文化的特質,一味地從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剪裁傳統思想文化。從這方面來說,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應注意研究的多元性。

      具體而言,從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出發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應注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現實應用。首先,研究傳統生態哲學,一方面應闡明傳統生態哲學世界觀、價值觀,以其中的合理思想指導、規范政治、經濟、法律、科技不同學科的研究及實踐。另一方面應加強傳統生態世界觀、價值觀的宣傳教育。傳統生態哲學對中華民族影響深遠,加強傳統生態哲學宣傳教育,更能觸動人們心弦,更有利于人們將生態文明觀念落實到思想深處,將生態文明建設要求落實到行為實踐當中;其次,研究傳統生態政治法律,一方面應注意繼承、恢復傳統生態政治、法律法規當中依然適用的內容,如限制人們在動植物生長季節對動植物的捕獵、采集;另一方面應研究傳統生態治理的基本法則,舉一反三,制定當代社會需要的全面系統、深入細致的環境法體系。如傳統生態治理中“大清明”的整體智慧、“名正法備”的法律體系,啟發我們應綜合運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多方面治理措施進行環境治理;傳統“謹其時禁”“取之有節”的法則,啟發我們應制定相關法律禁止當代工農業生產破壞自然生態系統自我修復過程、自我修復能力的行為等等;再次,對于傳統生態民俗,應研究、繼承傳統生產生活方式中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將其中蘊含的物盡其用、物質循環運用法則,拓展到當代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產中;應研究、繼承傳統民俗中有利于規約人們生態環保思想、行為的內容,適應時代環境,實現傳統民俗方式的轉型。

      從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現實需要出發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也要求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取其精華”,即研究、繼承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吸取、采用有利于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現實需要的要素。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特別是宗教、民俗中的合理方面的繼承,還應避免將其視作封建迷信一味摒棄或打擊,以法律、制度保證其發揮積極作用;所謂“去其糟粕”,即拋棄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中不合時宜的不科學、迷信的成分,克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適應現實時代精神,充實現代生態科學內容。

      (三)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科學闡釋

      嚴格意義上說,生態思想文化是針對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反思而形成的后現代話語,傳統社會并沒有面臨今天意義上的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傳統思想文化中并沒有當代意義上的生態思想文化,我們今天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是從批判反思現代生態環境問題的角度,從傳統思想文化中尋找生態思想文化資源。因此,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應注意從當代科學視角進行闡釋和研究。

      首先,應以現代科學精神與方法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闡釋與研究。當代科學具有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所沒有的現代科學精神。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是建立在傳統農林牧漁業生產經驗,和主體自身生命直覺基礎上,如果說其中蘊含科學精神的話,是一種建立在長期生產生活經驗基礎上的科學精神,這與建立在現代科學實驗基礎上的,追求精確數據分析和內在機理研究的現代科學迥異其趣。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建立在直覺和經驗基礎上,具有自身特定的智慧和優勢,但也存在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比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掌握其內在明晰的機理,因此不便于廣泛傳承與推廣應用。這就需要我們從現代科學精神、方法,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闡釋與研究。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以現代科學理性闡釋、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并不等于以現代科學取代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而是以現代科學的精神與方法,探討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內在機理和科學內容;同時,以現代科學精神與方法闡釋、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并不是以現代機械的、線性的、原子論的思維與方法進行分析與研究,而是以當代生態科學、復雜性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闡釋與考察。當然,當代生態科學、復雜性科學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與成長的科學,以其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研究,本身也能夠豐富和發展生態科學和復雜性科學本身。

      其次,應注重研究、揭示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內在機理。其內在機理是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對自然運化規律的認識和運用,也是我們今天發揮、拓展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功用的內在依據。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內在機理在傳統生態哲學、生態治理、生態民俗中有不同的體現,因而具有自身不同的層次:(1)生態哲學層面,如傳統儒家、道家生態哲學所闡明的:人與萬物從統一的自然造化過程產生,遵循共同的天地生長化育規律。人與萬物具有自身的自然本性,即人與萬物有自身的自然生命系統,有自身的自然運化規律。中國佛教所揭示的:人與環境萬物乃至環境整體存在整體性關聯,具有環境萬物的全息。傳統生態哲學均主張人的德性修養、生態治理及生產生活實踐,應遵循天地自然造化規律和過程;(2)生態治理層面,傳統生態法令制度注重的“謹其時禁”,注重依據動植物生長季節制定相應的法令制度,體現了順應自然造化規律和動植物自然本性的法則;而“謹其時禁”“取之有節”的法則均體現了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生態精神;(3)生態生產方式方面,傳統桑基魚塘模式中蘊含的物盡其用、物質循環利用機理,特定地域與生態環境相耦合的生計模式,如貴州麻山地區人們在“缺水少土”情況下生存環境中,形成的耕作不翻表土,多種農作物混合種植,資源復合利用,農牧兼營和狩獵采集并行的復合生計方式。 又如游牧民族與草原生活相應的生產生活方式等等,其內在蘊涵的復雜機理、生態智慧,均有待于研究、發掘。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不同層面的惡內在機理、豐富智慧,都要求我們今天從現代語境肯定、正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發揚光大。

      再次,應注重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之所以要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一方面,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本身包含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經濟、民俗多種存在形式,需要從不同學科分別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地方性生態知識、生態智慧及技能,本身蘊含有豐富的內涵,涉及哲學、宗教、經濟、民俗、農學、生態學、林學、氣象等多學科內涵,要形成地方系統性生態知識,需要多學科綜合研究。如有學者指出,“對于效果明顯,而且有重要應用前景的實踐方法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因為大多數有效的傳統農業實踐,都有巧妙利用各種條件的綜合特點,例如稻田養魚的研究就涉及農學、植保、土肥、水產、微生物、林學、氣象、遺傳等學科。有些‘秘密’的揭示還需要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深入到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或者上升到生態系統水平和景觀水平。”

      (四)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改造與升華

      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要適應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需要進行改造與升華。具體而言,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改造,主要是改造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中不適應當代的宗教、迷信形式,以及其中存在的不利于今天生態環保建設的方面。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則包括將生態科學、其他民族或地區優秀成果植入傳統生計模式,促進傳統生計模式的升級換代;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基礎上,創新生態生產模式;根據當前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創新生態民俗等等。

      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改造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傳統民俗信仰方式應有辯證的態度。一方面,傳統民俗信仰產生于古代社會,其中確實存在迷信成分,或不適應當代社會文化環境的方面,需要改造;另一方面,傳統民俗信仰形式對于民眾心理、情感具有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改造傳統生態民俗時,應采取辯證的態度。如傳統民俗信仰中對山河大地的自然崇拜,其中將山河大地神靈化的方面,帶有迷信的成分,但其中蘊含的敬畏自然的精神則具有合理性,有助于人們形成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生態情懷;自然崇拜中的祭祀儀式帶有神秘主義色彩,而莊嚴隆重的祭祀儀式對于熏陶、培養人們尊重自然的情感又具有積極作用。改造傳統自然崇拜,我們可以將其中崇拜自然的觀念轉變為感恩自然的觀念,將祭祀自然的儀式轉變為感恩自然的典禮,以熏陶和培養人們感恩自然、尊重自然的情感,在現實生活中轉化為愛護自然的自覺行為;二是改變傳統民俗中對生態環境存在消極影響的方面,根據生態環保要求推陳出新。如傳統佛教有燒香拜佛的習俗,而燒香顯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污染空氣,因而應提倡“文明燒香”;前面說過,傳統佛教的放生習俗在當代社會條件下反而導致對動物與生態環境的傷害,因此應根據現實情況提倡“科學放生”。

      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包括多方面內容:

      其一,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與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進行科學闡釋密切相關。所謂對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科學闡釋,即闡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生態環保意義。如將傳統生計模式中的生態環保意義闡釋出來,讓當地民眾明白,有助當地民眾自覺繼承、維護傳統生計模式中的合理方面。如從現代視角看,傳統風水文化總是充滿神秘、迷信色彩。但是傳統風水文化中蘊含有選擇宜居人居環境的道理和法則,因此今天有不少中外學者開始嘗試從現代科學視角闡釋傳統風水文化。如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評價說:“在許多方面,風水對中國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樹木和竹林以防風,強調流水近于房屋的價值。雖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總是包含著一種美學成分,遍布中國的農田、民居、鄉村之美,不可勝收,都可借此得以說明。” 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杜登、尹弘基出版《風水——地理位置選擇與布局的藝術》等專著,被多家著名媒體報道。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術界更在風水文化基礎上升華出“人居環境學”。

      其二,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是指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中植入新的內容。它包括從傳統立場闡釋當代生態科技,幫助民眾接納、運用當代生態科技;也包括采納、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或地區符合生態環保、行之有效的生產生活方式。只有將當代生態科技、其他民族或地區的優秀文明成果化入傳統生計模式中,與時俱進,才能適應時代需要,完成傳統生計模式的升級換代。

      其三,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還包括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基礎上創新生態生產模式。農牧業生產的歷史發展大體上可劃分為傳統農牧業生產階段、工業化農牧業生產階段和生態農牧業生產階段。生態農牧業生產作為傳統農牧業生產的否定之否定,傳統生產方式的許多經驗及其內在機理,如物盡其用、物質循環運用等,均可以為當代生態生產方式所繼承和發展。當代生態生產方式與傳統生產方式不同的是,它建立在現代工業化農牧業生產基礎上,增加了工業投入和科技投入,在生產規模上更宏大。如任繼周在《放牧,草原生態系統存在的基本方式》一文中論及:“西方發達國家將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工業文明相結合,將原始的粗放型放牧方式改造為集約化的劃區輪牧。”“劃區輪牧基本理論發源于季節畜牧業……針對不同的草地類型、不同的家畜類別和生產目標,發展了日臻完善的技術系列,如放牧場輪換體系、延遲放牧-休牧-輪牧體系、條帶-跟進放牧體系、輪牧-舍飼體系等等”,是對傳統牧業生產方式的繼承和發展。其中,輪牧、休牧等均吸收了傳統畜牧業生產經驗。劃區輪牧模式具有“減少草料浪費,節省草原面積”,“提高牧草產量和品質”,“增加畜產品的數量”等優勢。

      其四,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升華,還包括創新生態民俗。所謂創新生態民俗,即將生態環保的現實要求民俗化。要將今天生態環保的現實要求民俗化,首先應明確今天生態環保建設存在哪些方面的現實要求。我們今天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是由現代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導致的,相關生態民俗建設還是全新的課題,這在我國尤其如此。因此,要適應現代社會需要,自覺建設新的生態民俗,必須首先厘清生態環保存在哪些現實要求;而所謂將生態環保的現實要求民俗化,實質是將生態環保要求與民俗形式相結合,將生態環保要求化入民俗形式,落實為民眾現實的生態環保觀念、生產生活方式。如將生態環保要求與個體人生的出生、成長、婚嫁等儀式銜接起來,與民眾自身的健康、幸福聯系起來,與人自身的羞恥之心、文明程度連接起來。余秋雨曾談到自己在德國租房的經歷,說到自己不小心打破房東的玻璃杯,他將碎玻璃放到垃圾袋里。房東發現他沒有進行適當的分類,因而認為他素質有問題,拒絕將房子租給他。并將碎玻璃放入特定的袋子里,細心貼上提示標簽。顯然,在德國民眾那里,垃圾分類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從一定意義上說可以稱之為現代生態民俗。

      以上我們大體上從生態哲學、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生態民俗三方面,論述了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當代轉型。應該強調的是,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當代轉型主要是一種社會實踐。也只有在現實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才能不斷反思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優勢與局限,實現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現實轉型,真正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 責編:秦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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