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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全球化戰略70年:從獨立自主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來源:《黨政研究》2019-09-17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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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丹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王曙光

        摘要:從全球化視野看,晚清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球化戰略經歷了從1949——1979年的“獨立自主與避免全球化陷阱時期”,1980年——2001年的“主動參與的全球化時期”,2002年之后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積極引領的全球化戰略時期”。新中國成立70年來實際上是全球化戰略與思想不斷深化的70年,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推動了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近年來中國提出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遵循公平正義原則、天下主義與社會主義原則、社會責任與利益共同體原則,樹立新的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理念,從而構建一種嶄新的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

        關鍵詞:全球化戰略;新型全球化;世界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引言:全球化視野中的世界秩序建構與階段特征

        “全球化”這個詞是最近幾十年以來非常流行的詞匯,引起很多人基于不同立場的持久爭論。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全球的聯系不斷增強,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深度融合、滲透和依存,全球意識逐漸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環顧當今的世界,全球融合的態勢非常明顯,國與國之間不可能再相互割裂,而是互融互通,在互聯網的語境之下,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已經不僅是一個理念問題、觀念問題,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問題。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回避全球化。

        在探討中國的全球化戰略之前,本文強調幾個觀點。第一,全球化既然強調一個“化”字,因此它必然是一個曲折發展的漫長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全球化的歷史形態、內部機制以及對世界的影響都是不同的。而且,這個歷史進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極為復雜,不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單面的積極的影響。全球化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負面的消極的影響。第二,在全球化過程當中,每個文明體或者經濟體的文化獨立性跟全球化既有協調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我們會觀察到一個規律,越是文化傳統比較豐厚的國家,它跟全球化的矛盾的一面越是明顯,它跟全球化進程會發生激烈的沖突,有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甚至會受到毀滅性的沖擊。對于中國這樣的歷史悠久、本民族的文化積淀極為豐厚、文化的滲透力和生命力極為頑強的國家,在處理全球化問題的漫長過程中,一定會遭遇更多的波折,遭遇更多的痛苦和不適,要根據自己的國情、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來處理與全球化有關的問題,而不能簡單地“被全球化”。第三,我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全球化的理解就會不同,對于全球化實施的模式也會有不同的見解,我們對全球化支持還是反對,實際上都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場。

        全球化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領域的多元化的全球歷史變遷過程,但無疑經濟層面的全球化是最基本的動力。經濟全球化指全球在生產、交換(貿易)、金融(含貨幣)等經濟領域不斷加深相互交流和提高相互依存度的歷史進程。全球化大致分成四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的速度比較慢,其特征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將經濟全球化與對外擴張、殖民貿易相結合。通過殖民,那些最早進行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在全球殖民地推行他們的強勢文化,很多國家被裹挾進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來。

        第二個階段是帝國主義階段。時間大概從普法戰爭到二戰結束。〔1〕在這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通過戰爭來重新瓜分殖民地,通過暴力推行全球化,這個時期全球化的進程空前加快,而且深度也在空前加深。在這一時期的全球化過程中,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爭奪是非常殘酷的,也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后果是慘重的。但是戰爭本身既是文明的毀滅者,也是文明的催生婆,在這個殘酷的過程中,人類的各個文明體在更大規模上相互碰撞,東西方經濟融合的過程加快。被帝國主義侵凌的弱小民族國家,被迫加入了這一全球化進程,其經濟形態、產業結構、經濟運行機制,都受到了深刻影響。這一時期,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外交體系、國際法體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三個階段是二戰結束之后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一時期是兩種不同制度“冷戰”的時期,這個斗爭實際上以美蘇爭霸作為主要表現形式,美蘇競爭是這個時期全球化的主軸線。全球化既有加深的因素,也有分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全球化的進程。但各陣營內部的一體化程度在加深。歐洲一體化程度加深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現象,1999年歐元誕生,表明歐洲一體化達到了一個巔峰。二戰之后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影響深遠,確立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的金融秩序,這個金融秩序確立了美元的霸權,當然也促進了全球金融的一體化。這一時期,美國的崛起為最重大事件,美國金融霸權對全球化影響深遠。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的崛起亦對后起工業化國家影響深遠,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四個階段是21世紀以來全球化空前加深、區域一體化程度加深的時期。歐盟是一個區域,北美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區域,東南亞國家聯盟是一個區域,這些區域內部的一體化都在加深,全球貿易、貨幣一體化也在加深。政治格局隨著美蘇爭霸的結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世界由兩極化、一極化向多極化發展。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后,蘇聯解體,美蘇爭霸結束,美國單極化出現,而近年來美國的單極體系有所式微,新興國家在不斷崛起,不斷挑戰美國的單極格局,他們希望構建新的全球秩序。這一時期,一方面全球化在加強,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趨勢也開始明晰。而最近十余年左右,中國的崛起就是這個時期最主要的事件之一,影響到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格局。

        當前全球秩序面臨著重大轉變。第一個值得關注的轉變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第二個比較大的轉變是全球各國政治體制的多元化趨勢開始顯現。全球治理的多極化,也在呼喚著各國民主政治體制的多元化發展。第三個重要的變化是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逐漸變得頻繁,全球化加深的同時,世界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正在加深。第四個方面的轉變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上述變化,都要求和呼喚一個新的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穩定的新秩序。中國近年來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是契合世界潮流的主張,為構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歷史性的、富有中國智慧的解決方案。

        晚清以來,中國的全球化進程極為復雜曲折。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加入了世界經濟政治的全球化進程。這是一個被強加的全球化進程,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列強和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瓜分、剝奪和侵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由封閉的經濟體系開始轉向開放和半開放的經濟體系,被迫參與國際貿易,在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條件和金融秩序下被動參與了全球化。這一階段可以叫做“被動的全球化”,可以被視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史前時期。在這個階段,中國作為一個“弱國”,作為一個被列強欺凌和瓜分的國家,我們是“被全球化”了,通過被迫開放港埠、商埠,通過西方在中國劃分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中國的經濟由封閉經濟開始慢慢變成半開放的體系,我們被迫接受了所謂國際規則,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國際條約,在一種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秩序下被動參與了全球化。當然這個過程對于中國來說非常痛苦,因為國家利益被剝奪了。中國跟國外的貿易是不平等的貿易,本土的手工業和農業遭到嚴重的沖擊,成為一個依附于外國資本的手工業體系和農業體系,外國列強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貿易中攫取了大量利益。

        這一時期,中國閉關鎖國的狀態被迫結束。1840年之后,我們被動參與了全球化,實際上也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是一個被動的現代化過程,被動接受了外國的規則,引發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深刻變化。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中國在知識界興起了一股西學東漸浪潮。這個西化浪潮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沖擊非常大,引進了西方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理念、思想,然而中國在這段時間的文化主體性受到挑戰,文化自信遭到重創,固有的文化遭到侵蝕和沖擊,嚴重影響了中國人對于本土文化的文化認同。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思想,逐漸被西方的叢林規則和新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②的世界觀所取代,在西方的強勢文明面前,中國社會最精英的知識分子被迫拋棄了儒家的天下主義傳統,而接受了西方的叢林規則,這對中國人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沖擊。

        二、新中國全球化進程初期:獨立自主與避免全球化陷阱(1949——1979)

        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使得中國擺脫了一百年淪為西方半殖民地的地位,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所面臨的國際格局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冷戰”,在東西方“兩個陣營”的經濟較量與政治斗爭中,新中國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新中國的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是實現國家的獨立解放并由此消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控制與經濟侵略,這一得到全國各個愛國政治派別擁護的政治主張,顯而易見地把新中國和試圖遏制她的帝國主義力量對立起來。對于新興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帝國主義可能對新政權采取的遏制和敵視的政策,開國者們是有著足夠清醒的認識的。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清醒地指出,“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而不久之后美國國務院關于中美關系的白皮書的發布和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件,則很快印證了這一判斷,促使新興的共和國“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和國際經濟政策。〔2〕這一政策的制訂,完全是在當時的新興民族國家興起和東西方陣營對立這兩大國際環境約束的大格局下所必須也必然作出的歷史選擇。

        在處理與中國的關系的歷史過程中,帝國主義表現出看似矛盾的國際交往邏輯。當中國人處于封閉的落后的狀態的時候,西方列強從占有市場和掠奪資源的目的出發希望中國結束閉關鎖國而開放門戶,而且不惜以炮艦與暴力作為敲開中國門戶的手段。然而,當新興的獨立的以民族復興為號召的人民共和國希望以世界民族之平等成員的身份,與各國建立公平的國際經濟政治交往關系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卻反其道而行之,關鎖門戶,對中國實施歷史上最為嚴格的封鎖禁運,試圖把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人為地割裂開來。

        這個前后矛盾的帝國主義國際交往邏輯具有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就是希望中國永久性地成為他們控制的政治上的殖民地、工業原料的來源地和工業品的傾銷市場,如果不能實現這一目標,則不惜以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崛起。而作為冷戰思維的重要產物,巴黎統籌委員會就充當了這一角色,這個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各參與國都諱莫如深的組織,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封鎖的時間之長、封鎖禁運條件之苛刻嚴酷、參與的西方國家之多,都是空前的。  實際上,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是準備與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外交和經濟關系的。1949年10月1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的政府公告指出: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3〕毛澤東強調:“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4〕

        1949年12月22日,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就準備對蘇貿易條約等問題致電中共中央,電文中毛澤東指出,“波蘭、捷克、德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似此,除蘇聯外又有這三個國家即將發生通商貿易關系。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5〕。1956年,當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時,毛澤東贊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6〕

        對新中國實施的封鎖禁運政策,就其實施效果而言,與巴黎統籌委員會當年的預期存在一定距離,這一方面是因為新中國為了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而主動采取了諸多靈活有效的對策,從而減少了封鎖禁運帶來的物質損失,并贏得了較為顯著的國際貿易改善的效果。同時,另一方面,封鎖禁運政策不能完全奏效,亦與帝國主義內部存在的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有關,一些持比較溫和立場而欲與中國建立商業關系的國家是巴黎統籌委員會中的動搖者和懷疑者,他們從內部搖撼了這個美國時時依靠對參與國的懲罰作為威脅才得以維系其團結的同盟的根基。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與歐美國家總數相仿、資源豐富、疆域廣闊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能夠自我維系的市場。這個巨大的市場具有極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巨大的靈活性和彈性、廣闊的回旋空間,使其即使在割斷外部聯系的時期也能保持很好的自我運轉。因此,雖然在封鎖禁運的初期,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必然會受到短期的沖擊,從而出現短暫的外貿收入波動、通貨膨脹和工業發展受阻,因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始階段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影響。然而,從長期來看,這種消極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封鎖禁運給其參與者們造成的損失也許同樣巨大,“巴統”俱樂部成員在幾十年中喪失了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以及這個市場可能帶來的商業機會,其對各資本主義國家投資者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對國民造成的福利損失也是很難以估計的。

        在此更值得指出、而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的是,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政策所帶給中國人民的出乎“巴統”設計者意料之外的寶貴的“正面價值”。新中國在積極應對封鎖禁運、千方百計拓展國外貿易市場的同時,更把主要精力放在開拓國內市場上面。為彌補“封鎖禁運清單”上的物資進口受阻而造成的損失,新中國不得不付出極大的努力加快工業進口替代品的生產和研制,加快對本國資源的開發,尤其是戰略性能源和礦產的測繪工作、地質勘探和開發利用,從而在新中國成立的二十多年左右的時間內,迅速增強了中國在“封鎖禁運清單”所列示的領域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

        在能源工業、采礦業、機械工業、石油和石化工業等領域,獲得空前的發展,這不得不說是封鎖禁運所倒逼出來的一項“意外的成果”。國內巨大市場的開發和挖掘,也極大地促進了新中國市場統一性的形成。封鎖禁運還逼迫新中國必須重視自己的技術創新,在科學教育、技術變革方面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這從反面促使了新中國自我技術創新能力的迅速提升。

        西方的封鎖禁運也避免了新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和外交實力十分微弱的情況下受到不公平的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貿易體系的負面影響,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很多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在不平等的國際專業化分工體系下所形成的依附性發展和被剝奪的命運,避免了經濟發展的畸形化、片面化和非自主性。西方帝國主義封鎖禁運政策的最大“成果”,是迫使新中國建立完備的、系統的、全面的、自主的工業體系,即全力構建由重工業、國防工業、輕工業組成的全產業鏈,這是新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工業體系和經濟發展戰略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

        毛澤東當年說,“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7〕,這一充滿智慧和自信的論斷,今日已經成為了現實。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的封鎖禁運政策,正是新中國塑造全新的工業體系、制訂趕超戰略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體制的起點,“巴統”沒能實現扼殺新中國的愿望,而是不斷見證新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到1994年這個俱樂部悄悄解散的時候,新中國在全世界經濟版圖和政治版圖中的地位已經與1949年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之,1949——1979這一時期的中國全球化戰略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封鎖禁運條件下的特殊的全球化,一方面盡量爭取與西方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但更重要的是立足國內,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開拓國內市場,從而避免全球化陷阱。

        三、新中國全球化進程之發展期:主動參與的全球化戰略(1979——2001)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開啟了“主動參與的全球化戰略”,這個時期大概從1979年到2001年。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格局。中國的對內改革往往是由對外開放促成的,以外促內,倒逼中國的國內體制變革,這是中國改革40年取得很多成就的秘訣之一。因此,無論是外資引入,外貿體制改革,還是金融對外開放,人民幣的全球化、國際化,其實都是不斷通過外來因素的引入,結合中國國情,通過對外開放來促進中國國內的體制改革,這恐怕是中國參與全球化最大的成果。我們參與全球化,并不僅僅是要跟全球其他國家交往,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中國制度上的變革與創新。 中國在這一時期參與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力度大,領域廣。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當然絕大多數是長期的直接投資,這是中國在引進外資方面一直堅持的原則之一,這與東南亞國家主要引進短期投資和資本市場投資形成鮮明對比。隨著外資的引進,我們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先進管理理念和方法,大力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當然,外國技術的大量引進,對于本國技術的成長而言,也是雙刃劍,有時候會促進本國技術的追隨和模仿,但有時候又會遏制和影響本國技術的創新和成長。利用外資的規模在這20多年當中提高了幾百倍,中國成為全世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突飛猛進的時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我們的進出口總量在全球占第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成就。這就意味著,從商品貿易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從參與國際貿易的深度而言),中國的商品遍及全世界。一方面,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成為提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最重要因素,使得中國再也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國家,而成為一個深度參與國際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國家;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也嚴重依賴于國際貿易,外貿依存度較高,這也是一個雙刃劍,應在提高對外貿易的同時,加大對本國國內需求的促進力度。

        這一時期中國加深了金融業的開放。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銀行業、資本市場都在慢慢對外開放,我們比較注重開放的漸進性,注重對大型銀行的把控能力,注重對資本市場的把控能力。中國永遠不能搞那種全面的、快速的、徹底自由化的金融開放,因為金融開放關乎中國的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時期中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持積極態度的,但是又很穩健。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人民幣現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各主要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使得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第三,是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要達到一定的比重。今天,人民幣逐漸成為全球比較重要的流通貨幣、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除了這三條比較重要的標志之外,人民幣還要爭取成為全世界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現在國際儲備貨幣,大概只有幾種:美元占國際儲備貨幣的40%左右,歐元大概占30%多,日元大概占20%左右,其他國家占微乎其微。人民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并不容易,因為選擇一個貨幣作為儲備貨幣,意味著這個貨幣一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且最穩定的貨幣。中國還要爭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占據一席之地,獲得世界的認可。但人民幣要獲得跟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地位,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這跟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國際貿易參與的深度、人民幣本身的穩定程度和在全世界被認可的程度成正比。

        這一時期,中國還積極推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經過艱苦的談判,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漫長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經濟不斷對外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經濟體制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實力的角力過程,是與以西方價值和利益為核心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博弈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非常艱苦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出于長遠戰略的考慮做了一定的讓步,但是也獲得了通往國際的通行證,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化收益,獲得了國際話語權。中國可以說是近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四、新中國全球化進程之升華期:積極引領的全球化戰略(2002至今)

        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后,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速度進一步加快,而在入世后的十余年間中國也切實地履行了入世時做出的各項承諾。中國逐步放開了對外貿易經營權,分期分批取消進口配額管理,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不斷擴大各個領域的開放力度。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也在推進當中,相當一部分境外機構投資者獲準進入國內證券市場,中國利用外資的形式以及外商投資的領域都日趨多元化。中國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外商投資規模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一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

        新世紀以來,中國更加主動積極地進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嘗試。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5年,中國與智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06年,中國與巴基斯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兩國后于2009年又簽署了服務貿易協定;2008年,中國與新加坡、新西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中國與秘魯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2010年,覆蓋130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201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啟動,這是目前亞洲正在建設的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截至2018年,中國已簽署16個自貿協定,涉及24個國家和地區,已簽署的自貿協定中,零關稅覆蓋的產品范圍超過90%。這些自貿協定的簽訂與實施推動著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也不斷深化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使中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與此同時,“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也在穩步推進。世紀之初提出的“走出去”戰略,是對中國原來的全球化戰略一個重要的補充。中國原來的全球化戰略更多強調出口,而出口其實并不是全面的“走出去”,只是讓全球分享中國人的產品。真正的“走出去”是要中國的“人”走出去、資本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參與全球化的貿易和交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2013年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很大反響。“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營造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理念,其重點是“五通”,即實現機制、基礎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通。中國一直強調,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像二戰之后的“馬歇爾計劃”,要劃分勢力范圍,建立起以某大國為核心的經濟和政治俱樂部,控制全球的資源配置。馬歇爾計劃產生了三個重要的國際機構,一個是聯合國,一個是世界銀行,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而建立起戰后國際政治、經濟、貨幣新秩序,這個新秩序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一個俱樂部。相反,“一帶一路”倡議所秉持的理念是“開放的區域主義”,強調的是共享、共建、共商。中國人內心深處,還是一個“天下”和“王道”概念,與霸權思路有著根本不同。“一帶一路”是一個以天下主義為基礎、以平等關系為紐帶、以“互信、互通、共享”為特征的全球戰略模式。因此,我們跟這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系就不是一個殖民與被殖民、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關系。所以在構建“一帶一路”新型國家關系的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沿線國家的融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讓各個國家都接受中國這種天下主義文化,而不是不平等的國家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推行全球化戰略的意識更加明晰,由“主動參與的全球化戰略”轉變為“積極引領的全球化戰略”。在這一時期,中國由全球化的參與者逐漸向引領者轉化,中國正在更多地主動地引領整個全球化話語體系和游戲規則的制定,中國正在以積極的姿態引領一個多元化的全球新秩序的時代,這一全球新秩序,構成我們今天所說的“新時代”的一個主要內容。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國際戰略,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開放,都更加融入到世界經濟的大循環之中。

        當前,中國的國際戰略正在處于一個相當關鍵的時期,我們必須繼續擴大開放,必須繼續擴大對外合作,必須繼續擴大中國與國際的交往,包括經濟和文化交往,中國將更加深深地融入國際社會,這是國際社會的需要,更是中國自己的需要。一個真正的大國的崛起,不是靠封閉,而是靠開放;不是靠排外,而是靠更加具有包容性;不是靠擠垮別的國家,而是與其他國家共贏。中國在文化傳統上的極大包容性,是中國未來成為世界大國的精神基礎,也是中國的優勢所在。

        五、結論與展望:新型全球化進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要全面地理解全球化,就必須從歷史的視角動態地理解全球化。一個世紀以來,“全球化”已經由一種經濟話語,轉向一種政治話語、軍事話語。強勢的國家,利用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推行“全球化”的一整套話語體系,強迫別的弱勢國家接受這些話語體系和價值觀。一百年以來,這個趨勢持續推進,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推行“全球化”,獲得了大量的利益,獲得了全球的話語權,為了獲得這些利益和話語權,甚至不惜采用戰爭的手段。當前全球化格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從國際視角來看,美國在所謂“美國優先”戰略的指引下不斷向已有的全球化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發起挑戰,陸續實施的“退群”外交,導致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而英國“脫歐”,也使整個歐洲一體化進程也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這些重大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都呈現出一種明顯的逆全球化特征。在這種國際局勢之下,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場合強調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強調各國運用多邊平臺加強平等協商,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實現互融互促,這些構想和呼吁都表明,中國在全球化格局更加復雜的國際背景下,推行新型全球化,努力與各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格外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全球價值。

        2012 年11 月,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載入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件,并進而成為新時期中國與世界如何相處的重要指導思想。2017年2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寫入聯合國決議,成為中國思考人類未來的“中國方略”。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在國際國內重要場合百余次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與國際社會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加強溝通,推動雙邊、地區、全球等多層次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應該說,這些理念正在越來越多地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習近平同志在新時代積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認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表明中央對于未來一個長時期的全球化戰略的指導原則和戰略目標有著清醒的構想,對世界發展的未來潮流有著深刻的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既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基因在當代的傳承,在當代的新的提煉和升華,也是中國在七十年國際交往實踐經驗的概括,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新變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新型全球化”戰略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要有一種特別的擔當,但同時也要量力而行。我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科技、軍事力量的估計要切合實際,既要充滿自信,又要實事求是;既要奮發有為,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中國要在全球化的新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需要極其穩健的步伐,極其開闊的胸懷,極其冷靜的心態。這個過程是長期的,不能過于自信,不能盲目求速。需要有一個比較成熟的、長遠的、通盤的考慮。要汲取別的國家在全球化中的經驗和教訓,不被一時的勝利沖昏頭腦,要有長遠的戰略考慮。我們對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的基本準則,對國外的文化傳統和法律環境,甚至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歷史、經濟、社會、法律、宗教、文化等了解得還不夠,要盡快補課。中國的新型全球化戰略成功與否,中國企業能否真正“走出去”,取決于我們對國際事務、國際游戲規則和國外文化環境的認知程度,取決于我們是否具備國際化的眼光和胸懷,是否具備大國的氣度,這些都不是小聰明能夠解決的,要有足夠的大智慧和文化心理準備。

        我們要堅持“新天下主義”,就是新時代我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走出去”過程中必須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球化思維和全球化理念。這種理念既要強調公平貿易、自由貿易、市場規則、契約精神,強調互利共贏、開放包容,又要強調全球化過程中的公平、正義;既要強調對外交往中的新天下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天下主義,又要強調社會主義原則、社會責任原則、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原則,樹立新的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理念,從而為構建一種嶄新的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而奠定理念基礎,從而構建一種嶄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路徑與策略研究”(18JZD029)

        參考文獻:

        〔1〕蕭灼基.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63-264.

        〔2〕〔4〕〔7〕毛澤東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35、1483,1435,1496.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M〕.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5.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2.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37.

      [ 責編:鄭芳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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